华侨图书馆：八一建军节向历史上的华侨军人致敬 -凯发k8娱乐官网app下载

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的庄严时刻，华侨图书馆深切缅怀并致敬那些在历史长河中为国捐躯、英勇奋战的华侨军人。他们身为海外儿女，怀揣着对祖国的深切忠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诸如新四军中的华侨士兵英勇无畏、血染沙场，菲律宾归侨等群体纷纷响应号召，凭借地缘团结和独特优势全力支援前线，共同谱写了海外赤子保家卫国的辉煌篇章。

在“八一”前夕，华侨图书馆根据收集到的资料，向历史上的华侨军人及其后裔致以崇高的敬意，并基于这些珍贵资料，精心策划了专题展览与纪念讲座，生动展示他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英勇事迹，如新四军华侨兵血战沙场、菲律宾归侨团结支援前线的感人故事，以此传承爱国精神，激励当代华侨继续为祖国繁荣贡献力量。同时，图书馆还将这些资料数字化，通过线上平台广泛传播，确保英雄们的丰功伟绩永不磨灭，让后人铭记这段海外赤子保家卫国的光辉历史。

88年前的 “七七事变”，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在抗战历史画卷里，东江纵队作为华南敌后战场的主力部队之一，被誉为 “广东人民解放的一面旗帜”。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林少红介绍，“七七事变” 后，惠阳青年们以惠青回乡救亡工作团之名，相继动员三批满怀爱国情怀的青年志士，毅然前往惠阳、宝安沿海地区，投身于波澜壮阔的抗日斗争之中。

深圳市坪山区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兰峻介绍，南洋惠侨救乡会主席黄伯才、广肇会馆主席张郁才率先出资，组建了第一个回乡服务队“两才队”；马来西亚侨领官文森紧随其后，组织起由7名女子组成的 “文森队”。

兰峻说，此后，“吉隆坡队”“加影队” 等队伍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上千名华侨子弟与港澳同胞，毅然舍弃了海外的舒适生活，自费筹措路费，横渡重洋，义无反顾地汇入东江纵队的抗日洪流，誓死抵抗外侮。其中，73人的 “吉隆坡队” 规模最大，队长黄炜然带领队员为表抗日决心，大多未领取重回马来西亚的入境 “回头纸”。他们英勇无畏地潜入敌后，积极筹建抗战兄弟会、姐妹会及自卫队等民众组织，将广大民众的力量紧密团结起来，共同构筑起了一道坚如磐石的抗战防线。

梅塘战斗中，李中率领一个排抢占马山高地。面对400多名日军的冲锋，李中沉着指挥，成功掩护纵队司令部转移，并为友军争取到支援时间，自己却不幸中弹，牺牲在马山阵地上。时光荏苒，多年后，当地民众于马山之巅巍峨地树立起纪念碑，四周遍植青松翠柏，以此深切缅怀为国捐躯的李中等英烈。

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显著的战绩，共进行了24602次作战，毙伤日军117395人，俘虏日军1082人，平均每次作战歼灭日军5人。同时，新四军在抗战中也对伪军造成了重大打击，毙伤伪军175201人，俘虏伪军108677人，平均每次作战歼灭伪军13.4人。尽管新四军的这些成就广为人知，但其中归国华侨的贡献却鲜为人知。抗日战争时期，世界各地的华侨将个人命运与民族解放和国家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以空前的爱国热情同祖国人民一道共赴国难，以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报效祖国。许多华侨青年回到祖国，直接投身抗日战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本文以分析新四军中的华侨兵的组成成分，以及他们在新四军抗战中所做的特殊贡献，颂扬这些归国华侨伟大的报国情怀和爱国之心。

新四军（全称“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持华中抗日斗争的人民军队。当时，归国华侨如叶挺、李子芳、叶飞、卢胜、曾镜冰等杰出人士，在新四军的组建及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整编进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新四军中的华侨兵，大多源自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泰国、印尼、缅甸等地，亦有极少数来自日本、德国、法国等其他国家。其祖籍绝大多数是福建和广东（包括海南岛）等省。

其中有成批回国参加抗战的归侨。据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的《崇实学校》记载，1937年底至1938年夏期间，由暹罗（泰国）华侨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送回国的泰国华侨即有数百人。这一行动与1938年秋泰国华侨总商会发起的回国服务团活动相呼应，后者成员40余人，多为广东潮州、广府、客家、海南籍人，他们回国后编入西南运输大队，肩负抗战物资运输重任。”另据《泰国归侨英魂录》（1989-2015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记载，1938年春，数十位泰华抗日义勇队员分三批加入新四军（八路军）行列。他们义无反顾地告别温暖家庭和安定生活，毅然奔赴抗日战场。他们历经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抵达福建龙岩，毅然决然地加入了新四军，并紧随新四军二支队的步伐北上抗日（其中便包括泰归庄志会长的父亲庄江生前辈）。

新四军中的归侨只占全军指战员的一小部分，大约有数百人，但他们在军事指挥、政工组织青年工作、文化宣传、统战和敌工、交通通信、医疗财经等方面，担负着重要任务。
军事指挥方面。除军长叶挺外，还有叶飞、卢胜（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 、曾镜冰（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司令员、泰国归侨）等。政工和组织、青年工作方面。叶飞和卢胜兼任政治委员，李子芳任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泰国归侨姚念和郑克、印尼归侨叶松盛等担任团级政工领导。

在苏中二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的岗位上，郑克携手赖少其等同志，深入基层，悉心倾听群众心声，独出心裁地创立了功劳簿制度，使得每位英勇的战士都能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荣耀记录。这一创新举措随后被全军广泛推广，被誉为“立功运动”。郑克荣立了一等功。

泰国归侨陈惠1938年2月参加新四军，先后担任政治宣传队领队、军部直属队总俱乐部主任、军部青年科科长。在新四军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上，陈惠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及新四军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他精心搜集青年英雄的事迹，将其汇编成册，广泛印发至部队。

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域，涌现出了诸多杰出人物，如缅甸归侨、《挺进报》社社长马仲凡，以及马来亚归侨作家马宁等，他们共同创办了《抗敌报》。其中，马宁更是身先士卒，亲自率领记者奔赴前线，编辑并油印出了《挺进报》的火线版。 1946年7月在中原突围中不幸被俘，被敌人活埋。还有著名音乐家任光（法国归侨）、诗人蒲风（印尼归侨）、漫画家江有生（日本归侨）、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等文化艺术工作者和文学、经济学家。

自1938年4月起，音乐家任光便在南洋各国积极投身抗日宣传活动，用他的音乐唤起民众的抗日热情。1940年春，他返回重庆，加入了郭沫若领导的三厅。同年7月，叶挺将军前往重庆时，特邀任光加入新四军，担任军部秘书，并负责战地音乐工作。1941年1月13日在皖南事变中牺牲。他的著名作品有《渔光曲》《月光光》《打回老家去》《抗敌歌》等，广为流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敌工工作、战俘工作方面。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中，黄逸峰（泰国、新加坡归侨）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我党1925年的老党员，他毅然接受任务，潜入国民党内部，担任少将职务。1939年夏，他调任鲁苏战地党政分会任中将委员，在苏中各县与各地负责人及地方绅士联系，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团结抗日，争取可能团结的部队与新四军合作，配合新四军东进。1940年，黄逸峰以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将设计委员的身份，加入新四军并开展工作。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在国民党内部积极进行统战工作，为配合新四军创建苏中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陈毅的指挥下，黄逸峰劝说国民党内的李明扬、陈泰运等部与共产党新四军合作，实现了统一战线。1940年10月6日，在黄桥决战中，黄逸峰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场战役中，新四军在陈毅、粟裕的领导下，以七千人的兵力战胜了装备精良的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三万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黄桥战役的胜利不仅确立了新四军在苏北的领导地位，还为华中抗战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1941年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联抗部队司令员、苏中军区第一分区司令员。

敌工和战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进展顺利，如火如荼，势不可挡。日本归侨林植夫任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泰国归侨陈子谷任军政治部敌工部伪军工作科科长，印尼归侨林滔任师敌工部部长，泰国归侨王耀华任县敌工部部长，还有在军政治部敌工部的泰国归侨王崇新，以及坚持在敌人心脏里的无名英雄新加坡归侨郭永绵等。他们在策反和瓦解日伪军的工作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党中央高度评价的那样。王耀华被当地组织和群众誉为“虎胆英雄”。郭永绵在伪军内部长期潜伏做内线工作，公开身份是伪“和平反共救国军”69旅旅部文书。在硝烟弥漫的激烈战斗中，王崇新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毅然站在阵地最前沿，用铿锵有力的喊话，竭力瓦解敌军的士气，最终不幸英勇牺牲，以身许国，谱写了一曲悲壮的英雄赞歌。

在苏中1师、苏浙军区任敌工部部长的陈超凡曾留学日本数年，他帮助被俘的日本兵组织了“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苏中支部，办日文报刊，宣传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散发刊物和传单，还有的日军战俘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自愿参加了新四军。印尼归侨、五师敌工部长林滔，组织成立了由30多位日军战俘组成的五师日本反战同盟第5支部，做了许多反战工作，起到特殊的作用。在八年抗战期间，新四军第五师敌工部通过一系列策略和行动，成功争取并教育改造了投诚的伪军，其中襄南地区就有万余土匪和国民党溃散武装被争取过来，转化为人民军队的成员，共同参与了抗日斗争。

通信、技侦、交通工作方面。3师电台台长、军部调研室代科长林影（泰国归侨）于1938年3月回国参加新四军，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他随叶挺执行特殊任务，直至战斗的最后一刻，才分头突围而出。赖石昂（泰国归侨，曾用名石昂）1943年从军部领导岗位调至军部调研室工作，因侦破国民党顽固派军事电台工作卓有成效，被任命为科长，并因工作成绩突出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台东县交通站站长林醒民（新加坡归侨）在苏中根据地从事抗日交通工作，1940年苏中根据地创立时，他着手建立了交通联络网络，并历任交通中心组长、副站长直至站长之职。苏中区党委领导人陈丕显，对苏中地区交通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不难想象，敌人四出‘扫荡’，我地方武装分散作战，却又缺少现代化通讯设备，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四通八达的秘密通信网络，怎能及时传送情报，相互协同配合！”
医疗救护工作方面。新四军成立时，叶挺亲自筹办战地医院。邀请日本帝国医学院的医学博士沈其震，任新四军军医处处长、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卫生部部长。在抗战期间，新四军面临医药短缺的严峻挑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新四军主动出击，多次奉命前往香港，与宋庆龄女士会面，从而获得了保卫中国同盟所提供的宝贵医药物资支援。此外，新四军还通过各种关系动员了包括国际友人罗生特和国内医学专家江上峰、沈霁春在内的医药专家、教授和医务人员加入新四军。此外，新四军还在军医院精心培育了五百余名专业技术人员，并将他们妥善分配到各支队中，以此壮大医疗队伍的力量。印尼归侨潘兰君，“九·一八”事变后回国，1939年6月延安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华中新四军工作， 1942年奉命改行军医。他一边学习一边实践，很快便胜任了支队卫生所所长的职务。1943年被调到军部，担负军首长的保健工作。

在财经工作方面，马来亚归侨林天国于1931年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后因故于1941年被驱逐出境。在地下党的帮助下，他安全抵达黄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并先后在江苏省东台县税务局担任过分局主任、局长等职务；不久参加了江淮印钞厂的转移工作。1942年4月，随着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江淮银行印钞厂在林天国的领导下，转移到新四军军部驻地附近。在严峻的战争环境下，林天国负责印钞厂的开工生产工作，确保了江淮币的顺利诞生。林天国还四处采购印钞厂急需的器材、纸张、油墨，确保了印钞工作的顺利进行，为抗战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支撑。

泰国爱国华侨陈子谷，出身于富商家庭，本可享受优渥生活，却心系祖国。1939年，他继承了祖父留下的20万元遗产，并在新四军领导的批准下，以叶挺秘书的身份回到泰国。陈子谷将这笔遗产全部捐献给了新四军，解决了新四军两个月的粮饷，还为新四军将士们解决了过冬的棉衣。在那里，他不仅成功为新四军募捐了6万元，还将自己继承的20万元遗产全部献出，用于制作棉服，极大地缓解了新四军的经济困难。叶挺曾在《抗敌报》上表扬陈子谷说“他是一位富贵于我如浮云的爱国赤子”。

另有一些归侨同志担任新四军根据地的地方工作职务，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为抗战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新四军中华侨兵在军事、政工、文化等多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更在战场上英勇牺牲，如叶挺将军领导的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浴血奋战，以及82名新四军战士在刘老庄的壮烈牺牲。在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中，泰国归侨陈惠和陈宜英勇地参与了护送刚做完手术的军部组织部李子芳部长突围的行动。不幸的是，在突围过程中，陈宜英勇牺牲，而李子芳部长和陈惠则被俘虏，并在之后遭到残酷杀害。泰国归侨王崇新于1939年初，在霍家庄战斗中，勇敢地冲到阵地最前沿，用日语喊话，被日军密集的火力击中，壮烈殉国。黄秋发，祖籍广东潮州，1925年出生于泰国曼谷，1939年回国。在地下党组织的培养下，思想进步很快，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考入复旦大学史地系。1945年夏响应号召，由重庆党组织介绍至鄂豫皖解放区，加入新四军第五师，在师部做组织宣传工作。1946年6月，在突围过平汉铁路线时，遭到敌人机枪疯狂扫射，不幸壮烈牺牲。韩秸丰1926年从泰国回国， 1941年1月在长沙新四军政治局工作，其所在部队前有日伪军进攻，后有国民党堵截，经过血战，他牺牲在敌人的夹击中。新四军七师繁昌大队副大队长孙振开带病率领所属部队英勇抗敌，1942年秋病逝在无为白茆洲团部休养所。三支队营长林德在皖南事变中，不幸被俘，惨遭杀害。在皖南事变中，菲律宾归侨在新四军中担任军政职务的同志中，不幸被俘。其中，张百钧（文工团连长）、庄永民（排长）、杨民生、郑聘昌、傅有志等在上饶集中营英勇牺牲；连副指导员蒋仁坚在赤石暴动中壮烈牺牲。据史料记载，菲律宾华侨义勇队的成员在事变中同样遭受了重大损失，如沈尔七领导的华侨义勇队成员庄永民、郑聘昌、杨民生、傅有志等均在事变中被俘并最终牺牲。菲律宾两批回国都曾担任领队的沈尔七同志也于1942年牺牲在战场。

在我们收集的近300名华侨兵资料中，有55位英烈人物，有些在战场上阵亡、有些在集中营中惨遭杀害或被折磨致死，还有部分因公牺牲或因积劳病逝的。他们每个人生前都谱写了无数动人心弦的战斗史诗，在新四军的抗战史上，镌刻下了自己永恒的丰碑。这55位英烈人物中，有 42位是在抗战时期牺牲的。而这42位烈士中，又有20位是牺牲于“皖南事变”的。根据历史记录，在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中，共有41名归国华侨在战斗中当场阵亡或被俘，其中4人牺牲，37人被囚。在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战士中，有16人不久后遇害牺牲，12人通过越狱逃脱，而最终存活到抗战胜利后才获释的仅有9人。其中就包括两位泰国女侨生钟时和许可。她们在狱中英勇不屈，展现了革命战士的崇高气节。

华侨兵不仅具备高尚的政治思想素养，更是满腔热血、矢志不渝的爱国赤子。在新四军中，特别是华侨兵群体，党员的比例高达80%以上，其中超过半数的党员是在参军前就已经加入了党组织。他们许多人还在祖国抗战爆发前后，就已积极投身于东南亚国家当地进步侨团发动的各项抗日救国活动，有的还担任抗日救国团体的领导人，还有少数是早在大革命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老革命。这些华侨青年在参军之前，已经较为系统地沐浴在爱国主义和革命理论的光辉之下，对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怀有深深的敬仰与向往，他们怀揣着加入八路军、新四军的崇高理想，毅然回国。他们在参军路上诸多曲折或遭变故，但仍不屈不挠地，千方百计闯关克难，排除了许多险阻才得以最终投入人民军队的怀抱。

他们普遍拥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专业技能。回国参军的华侨青年中，不乏学生、教师、店员及技术工人，普遍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据不完全统计，这些侨胞的文化程度普遍不低于小学水平，多数更是拥有中学乃至更高学历。在他们之中，约有10%的佼佼者，是享誉文坛的作家、诗人，是才华横溢的音乐家、画家，是德高望重的教育家、艺术家，是笔耕不辍的报人，是英勇无畏的战地记者。他们在新闻、文化战线上以“笔”为枪，其战斗影响力与对敌杀伤力不容忽视。在医疗方面，华侨兵也为保障部队战斗力做出了贡献。

回国参军的华侨青年多是学生、教师、技术人员，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政治素质又高。他们中，有的在宣传文化战线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的是财经领域的佼佼者，有的是敌工战线上的勇士，以及通信、医疗战线的精英人物。由于他们具有高度的爱国热情，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在经历了战争的锻炼和考验后，得到了广大干部战士的爱护和器重。仅据现有资料分析，新四军的归侨人员，任职干部岗位的人数比例几乎占80%以上。除了排、连、团各级指挥员外，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各级机关担任干事、副官、股长、科长，或各种管理干部、文化教员，以及地方党政领导职务等。据不完全统计，包括部队和在地方工作的，归侨担任连以上职务的有近130人，其中营以上职务的约90人，团以上职务也高达30多人。可以说，新四军的各个部门，几乎都可看到华侨兵的踪迹。在新四军的革命大熔炉里，华侨兵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的表现丰富了“铁军”精神的内涵，在抗日战争期间，广大华侨不仅毁家纾难、输财出力，还通过组织抗日团体、捐款捐物、动员子弟回国参战等多种方式，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例如，华侨社会成立了3500多个救国团体，筹集了3000多批物资，以及捐款13亿多元和认购国债11亿元，这些资金和物资对稳定国民政府财政、维持前线军费供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叶挺将军，作为北伐名将，在军界享有极高的威望，他不仅在新四军的组建和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还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长，有效地整合了南方红军游击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巨大力量。

我们缅怀革命前辈为抗战胜利所付出的巨大贡献，既是为了铭记先贤的不朽功勋，也是为了传承他们崇高的革命精神。先辈们抛家舍业，英勇战斗，不惜流血牺牲，是为了民族的独立、祖国的富强。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将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他们的光辉形象，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他们所展现出的深切报国情与拳拳赤子之心，将永远成为激励后人前行的榜样！

学习先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当今时代，更应体现在坚决抵制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死灰复燃的坚定立场上，毫不手软；同时，也要严厉打击一切侵蚀祖国肌体的贪污腐败行为，绝不留情。传承爱国主义精神，还需将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与责任感深深根植于心。学习新四军中的华侨兵，把祖国的独立、自由、富强、民主永存心底，将先辈的“铁军精神”传承下去，为实现伟大中国梦努力奋斗。